各位好,这里是《中国网 易健特约》两会访谈。今天做客“两会”访谈间的嘉宾是全国政协委员、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杨先明教授。杨教授您好,欢迎您的到来,首先请您和中国网的网友打个招呼。
2011-03-10 17:08:51
各位网友上午好。
2011-03-10 17:09:24
杨教授,最近几年有关农民工的保障问题受到了世人非常强烈的关注。我知道您在这方面也是非常有研究,在今年的“两会”上,您是否也带来了有关农民工保障方面的提案呢?
2011-03-10 17:09:43
这是一个热点问题。当然,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在农民工的保障层次,是想着把它推进,怎么变成市民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我记得在“十二五”规划制定之前,很多专家、学者都提了很好的建议。比如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教授就提出,让农民工在“十二五”期间变为历史,也就是说让他们彻底市民化。我觉得这是很振奋人心的目标。但是我们冷静地看一下,农民工市民化确实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和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
农民工市民化的含义说穿了就是让在城里工作的农民工获得城里人所得到的基本公共服务。现在是有差异的。比如农民工的孩子读书,他的医疗、社会保障,享受的其他公共服务都和城里人有些差距。现在和他拉平,这样就有费用的问题。这个费用从个体和总体来看都是比较高的。比如说现在有人估计,最低的如果你把农民工人均变成市民化,那么最低要投入2万5千人民币,最高的是12万。在我们国家,如果乘上规模总量就不得了。
2011-03-10 17:09:58
现在农民工的一个基本数字是2.2亿,非常庞大的人群。这方面怎么来解决?它就构成了一种社会成本,把这些人变成城里居民以后,城里的各种基本设施要添加,教育要相应的增加机构,比如从幼儿园、小学、中学,还有医院的病床以及他所应该享受的各种福利。这样就形成了巨大的社会成本,这个成本在各个国家都是存在的。纵观各个国家的历史,在工业化的过程当中,大批农民转为城市居民,形成了社会成本,这确实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我觉得在现阶段,我们提出把农民工市民化,怎么解决社会成本问题,这就是个难题。
我刚才讲了,无论从个体来说还是从总体的规模来说,这个数字都很庞大。个体,像每个农民工最低是2.5万人民币,最高是12万人民币,不管是低线还是高线乘以2.2亿,这是不得了的数字。所以我们提出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的分摊机制。建立这个分摊机制首先要合理、科学,要分的清,究竟哪一块分担多少。我的基本观点,政府还是大头,因为无论从哪种角度,政府都提出要把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而且要均等化作为国家的发展目标。这是政府的职能。农民工来到这里,同一个城市享受均等化的同城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当然当地政府应该承担大量的费用。但是另一方面,你也要考虑,用工的企业应不应该承担一些呢?我觉得还是应当分摊。举个例子,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工业化高峰期确实有很多日本的农民变为城市居民,变为产业工人。在这个阶段怎么解决?他进城以后,很多基本的福利,比如住房等等都是由企业来解决的。
2011-03-10 17:10:28
当然,我们现在不主张让企业大包大揽,就像计划经济时期一样来承包农民工的各种费用,但是应该看到企业作为用工单位,你用的是没有达到基本公共服务的农民工所承受的工资成本是很低的。在这个阶段,你有没有责任解决这个问题,来为分摊社会成本做点贡献呢?我们觉得不仅是理论上需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它并不会导致企业回到过去计划经济时代,企业把职工的什么东西都管起来。现在很多企业也在探索,我觉得从现实当中,企业是不得不分摊一部分成本,而且它也是很有必要的。
最后一块就是农民工个人需不需要承担一些费用?也是要的。现在即便是城市居民要获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个人也是要有一个代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你要购买医保等等也是需要的,你要获得一定的社会保障,你也是需要的。现在政府要做的是设立一个比较合理、可行的、可持续的分摊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把农民工进城以后市民化的社会成本解决了,我就觉得让农民工的历史结束就有可能。